当我陪同奥伯格去见克卢格作汇报时，克卢格告诉奥伯格：“按照你的职责去处理这次审讯。”奥伯格对我说，他不喜欢这项任务，但也无法推辞。他希望审问充满绅士风度，因此，他安排我的一名参谋列席审讯。有必要说明的是，7月20日晚上的会议，我和斯佩德尔都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一个字。
此后不久，克卢格去巴黎的医院看望隆美尔，回来后他对我说，隆美尔的态度与他敦促希特勒议和时大相径庭，他对刺杀事件表现得极为震惊。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注意到克卢格愈加郁郁寡欢。他经常谈及一些和自己有关的事情，有一次，他惆怅地说：“顺其自然吧。”后来，莫德尔忽然赶来接替克卢格的职务。如前所述，在回家途中，克卢格被发现死在车里，他吞下了一粒毒药。
除了我们在7月20日晚上的谈话外，克卢格从未对我提及任何有关颠覆希特勒的密谋。我于1942年1月份调离克卢格的参谋部，直到1944年7月，我才再次与他有过密切的接触。特雷斯科上校曾担任过克卢格的参谋长，也许他更受到元帅的信赖，但他也已经死了。[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