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是大思想家，也是史学的大师。他们在史学理论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十分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从而把唐宋以来逐渐明确起来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顾炎武认为，重视史学，若干年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29]。黄宗羲在为万斯同所撰《历代史表》写的序言中说：“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这反映了他对史学社会作用的认识。他和顾炎武一样，深感史学对于人才培养的至关重要。他说：“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即《资治通鉴》板亦议毁之，然而不能。今未尝有史学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才之日下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对“资”“治”“通”“鉴”做了深刻的阐述，通篇是论述了优秀的历史著作何以对政治、社会、人生有极大的关系。他认为，读史，既置身于现实之中，又要设想置身于历史环境之中，做认真的思考、比较，就会认识到历史的借鉴作用。他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30]这一段话，把历史和现实，古人和今人，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相同和相异这几层关系都讲到了，而且洋溢着辩证的思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想，把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推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