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恩格斯的这段话，我们就越发认识到郭沫若在本书提出“中国的真正的历史时代究竟是从哪儿开幕”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导论之后第一、二篇的篇名分别是：《〈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和《〈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作者通过对《易》、《诗》、《书》这“六经”中的“三经”的研究，得到如下的结论：“在《易经》和《易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两个变革的时期：便是《易经》是由原始公社制变为奴隶制时的产物，《易传》是由奴隶制变成封建制时的产物。第一个变革是在殷、周之际达到完成，第二个变革的完成，是在东周以后。”“这两个变革的痕迹在《诗经》和《书经》中表现得更加鲜明。”[13]作者在论证这两个“变革”的过程中，涉及中国古代社会的许多方面，如生产状况、婚姻与家庭形式、财产关系、社会结构、国家组织、意识形态等。这样的论证，也反映在本书的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第四篇《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当中。对于这些具体的论证，亦如上文所说，作者后来也做了不少修正或补充，“逐步地加以清算”，“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14]。然而，本书的历史价值并不因此而稍有改变。从作者对于《易》、《诗》、《书》的分析，它们的神秘色彩和神圣光环，都被唯物史观之光驱除净尽，它们不过是反映中国古代社会面貌及其变革的一些记录罢了。不论是“《六经》皆史”也好，还是“古史皆经”也好，它们所构筑起来的中国古老史学的殿堂，终于被唯物史观的光芒照亮，现出了它的本来的面目和真正的价值。从中国史学的发展来看，这是一个正其本而清其源的艰巨工程，正是这个工程，成了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坦途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