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是国家的命脉。仲长统对土地私有、自由兼并造成经济秩序的破坏，有清楚的认识。他指出：“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所以，他认为“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实行土地公有，防止兼并扩张，使民财均匀，是走向太平治世的根本措施。这个主张触及到了封建制度的根本。仲长统不会了解，封建国家本质上就是维护封建地主利益的，想以侵削地主利益的方法来培植国本，在当时不过是个善良的愿望而已。当然，这个问题的提出还是有意义的。仲长统大概也明白实行土地国有，由国家统一组织生产的艰难，所以他主张即使一时不能复井田，也要采取变通措施，由国家牢牢抓住管理土地这一环节，“限夫田以断并兼”，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就是在“土广民稀，中地未垦”的情况下，也应防微杜渐，“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绝不能任人自取，变土地为私人利薮。这样，通过对垦荒和官田的管理，改变“田无常主，民无常居”的状况，再逐步建立制度，“画一定科，租税什一，更赋如旧”[170]，使经济活动进入良性运转状态，就可由百姓的安居乐业，演为民俗淳朴，而使王道徐还了。仲长统的主张不一定完全切合实际，但他把这一环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还是相当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