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律令中对公侯有品级的官员使用奴婢的数目，有具体的规定：“公侯家不过二十人，一品不过十二人，二品不过十人，三品不过八人。”[57]后来，官僚役使奴婢的数目远远超出这些。到嘉靖年间及其以后，情况愈加严重。像江南大家世宦，役使奴仆在一二千人的并不少见。当时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状况：“近日士大夫家居，皆与府县讨夫皂。虽屡经禁革，终不能止。或府县不与，则谤议纷然”，“今世衣冠中人，喜多带仆从。沈小可曾言，我一日请四个朋友吃晚饭，总带家童二十人，坐至深夜，不得不与些酒饭，其费多于请主人”[58]。
服饰上的僭越礼制现象更是严重。据史料记载：“洪武改元，诏衣冠悉服唐制。士民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束带、皂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乐妓则带明角皂褙，不许同。二十二年（1389年）申严巾帽之禁，儒生、吏员、人民常戴本等头巾；乡村农夫许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二十四年（1391年），生员玉色绢布襕衫，宽袖皂线绦软巾、垂巾；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着绸纱；农民许戴斗笠、蒲笠。累朝递有禁革。隆庆四年（1570年），奏革杂流举监忠靖冠服，士庶男女宋锦、云鹤、绫缎、纱罗，女衣花凤通袖，机坊不许织造。”[59]明太祖及其后继者不厌其烦地一次次颁布有关冠服的命令，其目的就是想建立一个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社会秩序，造成一种望人便知其品级、身份、地位、职业的冠服文化氛围。自明中叶后，富商大贾们不顾礼制的约束，他们凭借雄厚的资产，一掷千金，“去朴从艳”，“僭拟无涯”。他们的行动，带动了整个社会时尚的变化，一发而不可收，“绮靡之服，金珠之饰”[60]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