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委派现任官员回籍，更多的是委任赋闲在籍的官员为各省团练大臣。如山东就委派前山西巡抚萼涵等十余人，江苏委派前闽浙总督季芝昌等十余人，湖南委派前兵部侍郎曾国藩。团练的绅办性质使它起不了战略作用。除了少数地方，如皖北之六安、合肥、桐城，皖南宣城之金宝圩，湖北之随州、麻城，浙江诸暨之包村，认真举办，并对太平军进行顽强抵抗外，一般都“苟且涂饰，未经实力讲求，或募勇以充数，徒取外观；或借端以营私，转成欲壑。无事则恃以为威，吓扰乡间，有警则首先遁逃，流为盗贼”。
团练本身是柄双刃剑。一些地方团练甚至借机抗粮、闹事，与官府形成对抗。如山西、河南“因粤寇之乱，兴联庄会，凡山西接壤州县，均借以抗粮”。山东“自钦使督办团练，尽侵官权，酿成骄横，民不知有上，抗漕抗粮，几于比比皆是”。皖北之苗沛霖始则拥众观望，继则公开对抗，成为皖豫之交清廷的大祸害。团练大臣与督抚不和，互相掣肘，互相参劾，因而妨碍大局者，也时有所闻。
三　吏治及其整顿
太平天国的兴起，对清王朝来说，标志着一个动乱时代的到来。有人认为：“当兹时而求安民殄寇，拨乱返治之方，舍察吏选将之外，无可期必效者。”有的更认为军事镇压是治标，整顿吏治才是治本。咸丰帝也意识到官吏腐败风气能否扭转，关系清王朝之生死存亡。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咸丰帝在有关诏旨中反复告诫。早在1850年，他就在那份斥责穆彰阿等人的著名朱谕中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然献替可否，匡朕不逮，则二三大臣之职也。”此后，他多次为整饬吏治发布上谕，“苦口训诫，何啻再三”。1853年2月（咸丰三年正月），他更颁布《训臣工戒因循》亲笔朱谕，内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