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入仕途径的多元并存，既体现了唐代官僚政治的等级性，也体现了其开放性。具有等级限制的门荫入仕和流外入流制度，实际上旨在为社会各阶层规定他们在官僚政治体系中应有的位置，体现了唐朝封建制度的等级性。但科举制度的实施，为庶族寒门进入官僚政治体系打开了通道，五花八门的制举和吏部科目选，从不同角度，为社会各层次、各方面的人才提供了晋升的机会，造成了官僚阶层的流动。相对于魏晋南北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而言，这种官僚阶层的流动性，正是唐代政权开放性的体现。
第三节　进士科与唐代文学
一、进士科的一枝独秀
科举是唐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出路，在诸科之中，进士科对知识分子最具吸引力。
唐代常举六科中，明法、明书、明算是选拔专门人才的科目，并不是有文化的士子都可应举的。秀才科举行时间不长。而明经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则远不如进士科。
首先，考进士远不如考明经容易，因而社会对考中进士的人看得更重，而有才华的士子也以考中进士为荣。
在隋、唐初，最难考的是秀才。秀才考试，是“试方略策五道”[60]，方略策不同于时务策，它要求考生不仅要精通时事，而且要引经据典，提出经世治国的方略，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贞观以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61]。高宗永徽二年（651年）正式废除秀才科。秀才科废止后，进士科的考试最难，考中进士最受社会重视，所以，唐代文献中，有时也把应进士举的人称为“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