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千里马来说明才能之士不被擢用，并对他们的遭遇表示了感叹；同时也是在表达作者的自命不凡和一腔委屈。文章简短明快，说理透彻，有些句子已传于人口，深入人心。
韩愈在政治上是反对佛教的，而且是唐代反佛名气最大的一个。韩愈针对佛教写的文章，如《原道》、《原性》和《谏迎佛骨表》是其重要的政论文章，这些文章写得颇有气势和特色。佛教在中唐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脱离生产的佛教徒大量增加。他们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租、免役等特权，成为社会上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严重地危害着国计民生。韩愈对他们的抨击，有着现实意义和进步作用。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韩愈对佛教的抨击是比较肤浅的，如他只看到了佛教对社会有害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佛教的劝善说、因果报应说、教育人民不做坏事等说教，对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又如关于国家的兴亡，韩愈仅仅是从是否奉佛来推断国家兴亡，统治久暂，而不是从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民族关系等方面去找原因，这显然比贞观君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要肤浅得多。又如他在文章中一概严夷夏之防的论调，与唐代开放的社会也是格格不入的。此外，韩愈对佛教提出的处理方案，即“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47]，也是简单粗暴的，因此，韩愈的这些主张，对佛教不可能构成致命的威胁，反而显得简单、幼稚。也就是“当一种事物还没有发展到衰落、消亡的阶段时，在没有适当的社会条件的情况下，企图从社会的外部，强制性地将这事物窒息、取消，是根本办不到的”[48]。此外，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但没有引人注目的文章问世。